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摘要: 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发表论文起,一生中走过了55载的治史旅程,其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早期因为接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尚显出些许纷杂,但时代大潮之激荡与具有进步倾向的师友之影响驱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后,傅先生在将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对唯物史观的践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所形成的“乡族论”“弹性论”“多元结构论”等均具有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作者:
王日根
单位:
厦门大学历史系,厦门,361005
出处:
《近代史研究》
刊期:
2017年第0卷第5期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15ZDB131)

由“体认”“自觉”而“升华”:傅衣凌治史对唯物史观的践行

摘要:傅衣凌先生自1933年发表论文起,一生中走过了55载的治史旅程,其间经历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历史时期.早期因为接受过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思想尚显出些许纷杂,但时代大潮之激荡与具有进步倾向的师友之影响驱使傅衣凌先生愈加明晰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通过“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相战”,在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化,中国社会新旧因素的并存,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社会矛盾、农民战争与佃农抗租斗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商业史以及海洋贸易史等多个方面的研究中,坚持“论从史出”“实事求是”的治史路径,坚持书斋文献与实地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坚持做坦诚纯真的历史研究,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由“体认”而“自觉”的根本性转变.改革开放后,傅先生在将其研究系统化、理论化、体系化方面不懈努力,对唯物史观的践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其所形成的“乡族论”“弹性论”“多元结构论”等均具有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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