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1922年至1924年的历次民意调查中,军阀得到平均29.20%的支持性投票.这说明在两次直奉战争之际,民意中的军阀尚属两分,薰莸同器,并未形成整体负面形象.这并不是说军阀及军阀政治不存在问题,但其问题非尽关乎军阀个人品性之不良,而是国家制度建设出了差池.民初各根本法及配套法规标榜分权,却未处理好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尤其未处理好不同行政机关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的关系,造成亨廷顿所说的军人“合法”地参与或干预政治的制度条件,而军队的私属性质又恶化了这一局面.军阀中一些派系曾试图摆脱这种状况,实现国家统一,但因“北洋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无以解套.而国民党却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通过改组,与传统政治分道扬镳,建设起一支由政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军队.民意因此而改变.192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军阀得票暴跌,国民党得票剧增.北伐最终取得推翻军阀统治的胜利,从这一时期民调中南北两方得票率的变化,可窥大概.
摘要: 在1922年至1924年的历次民意调查中,军阀得到平均29.20%的支持性投票.这说明在两次直奉战争之际,民意中的军阀尚属两分,薰莸同器,并未形成整体负面形象.这并不是说军阀及军阀政治不存在问题,但其问题非尽关乎军阀个人品性之不良,而是国家制度建设出了差池.民初各根本法及配套法规标榜分权,却未处理好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尤其未处理好不同行政机关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的关系,造成亨廷顿所说的军人“合法”地参与或干预政治的制度条件,而军队的私属性质又恶化了这一局面.军阀中一些派系曾试图摆脱这种状况,实现国家统一,但因“北洋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无以解套.而国民党却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通过改组,与传统政治分道扬镳,建设起一支由政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军队.民意因此而改变.192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军阀得票暴跌,国民党得票剧增.北伐最终取得推翻军阀统治的胜利,从这一时期民调中南北两方得票率的变化,可窥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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